香港與矽谷文化差異初探

香港創業界為何未能像矽谷般成功，這是一篇論文級的問題，小弟不敢作定論。

不過，若從文化角度，比較同樣講求靈活變通、白手興家的香港和矽谷，卻可以寫成一篇遊戲文章。

我不認為香港人缺乏創意，否則我們怎會出產周星馳、黃子華和學舌鳥？但和矽谷比較，我覺得我們運用創意的目的──解決問題──有微妙不同，從而產生鉅大的差別。

香港：將問題搞掂

陳冠中曾經提出一個貼切形容香港文化的例子。外國導演來香港拍廣告，要本地道具組製作一張特製的椅子。可是，椅子遲遲未有出現。直至到拍攝最後一刻，道具組交出半面剛好用來拍攝的櫈腳。外國導演大惑不解，明明做凳為何只做櫈腳。但香港工作人員卻覺得，采你都霎戇，總之過海就係神仙。

這種水來土掩，將表面問題以最便捷的方式處理，是很香港的態度。呂大樂的《唔該，埋單》說，這種文化其實和公開試文化息息相關。公開試，就是一種不求甚解，在有限時間內完成題目而過關的遊戲。我們擅長玩的遊戲，不是顛覆遊戲規則，而是在遊戲規則鑽些空子，走點捷徑。當香港人發現新問題，最直覺的反應是，「搞掂佢」。

這種文化所衍生的經濟模式，便環繞著如何更便捷地提供服務。地鐵、便利店、茶餐廳便是好香港的產業例子。總之百貨應百客，乜都 can do 。我們不求根本性的革新，只為搞掂件事，令客滿意，然後收工。

矽谷：將問題消滅

相反，當矽谷人遇到一條好問題，卻會咬住不放。他們不滿足於只把問題搞掂。他們追求的，不是水來土掩，而是一勞永逸，將問題完全消滅。

就以學習知識為例，港式做法是製作可供速食的補習名師筆記，將需要的知識以容易消化的方式包裝處理。而矽谷的做法是，直接將所有知識 made accessible ，讓人無須再顧慮如何獲取知識，即是今時今日的維基百科。

Uber 或 Airbnb 這些矽谷新貴，其創新之處也是令用家不用再煩惱叫車或旅住等相應的問題。

以解決問題為目標，和以消滅問題為目標，會出現不同的創新模式。Peter Thiel分成「horizontal progress」和「vertical progress」。前者是漸進型的改善，而後者是革命性的發明。所謂的 vertical progress ，可能是出現了完全未曾認知過的解決方法，或者是將某種已知的解決辦法，提升到一個優質十倍的水平。

當然，把問題消滅的目標，並不代表問題真的會被消滅。有些問題是極難被消滅的，而有些問題，解決了會製造新的問題。比如說，社交媒體的出現並不能夠完全解決人際關係的疏離和問題，甚至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，我們要面對一些新型的人際問題。

但無可否認，這些創新科技的確成為了 game changer ，將人類面對的環境轉化到另一個局面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就算新科技製造了新問題，這些問題也是 dependent  on 新科技，把主導權歸於發明者。要解決如何在社交媒體宣傳資訊的問題，就需要依賴社交媒體的平台。

相比起來，只顧著搞掂問題，最終容易淪為為他人作嫁衣裳。未能獲得主導權之餘，亦未能替自己開拓新局面。

簡單來說，香港人是走精面的勤力人，矽谷人則是死心眼的懶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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